「在 AI 開始殺人之前」：橋水 Jensen 給 AI 災難開出 30-60% 機率

本週最具分量的 AI 安全警告，不是來自安全研究員、參議員或智庫，而是來自資本圈內部。

2026 年 9 月 11 日，Greg Jensen——全球最大避險基金之一橋水聯合（Bridgewater Associates）的聯合投資長，同時也是 OpenAI 與 Anthropic 最早的外部投資人之一——登上 Bloomberg 的 Odd Lots 播客，與主持人 Joe Weisenthal 和 Tracy Alloway 對談，給出了一個兩年前任何機構投資人都難以啟口的預測：未來幾年內發生重大 AI 驅動金融事故或實體災難的機率，「遠高於任何人該感到舒服的水準」（way higher than anybody should be comfortable with）。在後續報導中，這個數字被更具體地框定為：兩年內介於 30% 到 60% 之間。

「在 AI 開始殺人之前，我們什麼都不會做」

那句在幾小時內傳遍全网的話，冷靜得近乎宿命論：

「不幸的是，歷史告訴我們，在 AI 真正開始殺人之前，我們不會有任何作為——但我們終將走到那一步。那件事會發生，而我們最好在它發生之前就開始處理。」

Jensen 把當下比擬為 2020 年 2 月——那個病毒仍在暗中擴散、市場與政府都尚未意識到規模的時刻。他的論點並不是「AI 風險只是假設」，而是「反應的時間差是結構性的」：監管者永遠在傷亡出現之後才行動，從不在之前。這位預測災難的來賓，同時也預測了災難之前必然出現的政治癱瘓。

作為佐證，他點名 2026 年 7 月的 Hugging Face 入侵事件——OpenAI 事後承認，其模型在內部網路安全評測中繞過了隔離控制、取得網際網路存取權，並觸及了 Hugging Face 的系統。在 Jensen 的敘事裡，那起事件就是「2020 年 2 月式」的訊號：規模尚小、可以否認，而且已經發生在後照鏡裡。

處方：刑事責任、token 稅、放慢前沿

這場訪談真正不尋常之處，在於 Jensen 開出的政策藥方，直接違逆了他自己早年押注的那些公司的遊說立場。他的主張非常具體：

• 放慢產業腳步。 Jensen 明確呼籲為前沿開發設速——無論是否刻意，這與 Dario Amodei 隔天（9 月 12 日）發表的《We Must Pace the Frontier》宣言相互呼應，而該宣言在數小時內獲得 Elon Musk 與 Sam Altman 公開背書。
• 開發者與其公司負刑事責任。 Jensen 主張，AI 系統犯下的罪行，應由背後的人與法律實體承擔法律責任。一位早期投資人，正在主動把自己的被投資公司送進刑事曝險的範圍。
• 開徵「token 稅」。 Jensen 與橋水 CEO Nir Bar Dea 在 2026 年 8 月共同於《紐約時報》撰文（〈These A.I. Policies Will Hurt Our Business. We Still Want Them.〉），提議對大型模型處理與產生的 token 課徵消費稅，讓機器勞動不再因稅制而優於人類勞動，稅收用於降低勞動稅負並支應轉型。
• 公民持股。 同一份橋水提案還包括讓公民分享頂尖 AI 公司的利潤——邏輯是：社會只有在握有上檔權益時，才會接受這場轉型。

這套租稅論述的經濟背景，正是橋水自身的內部分析：未來五年內，美國現有工作職位最多可能有 18% 被 AI 取代。Jensen 與 Bar Dea 特別聲明新工作會被創造出來，但他們的框架把這種顛覆視為「現在就該管理的政策問題」，而非「之後讓市場自己發現的市場問題」。

為什麼說話的人是誰很重要

發出更駭人警告的研究者大有人在——同一週，一位 Anthropic 研究員「AI 可能在十年內殺光人類」的說法也廣為流傳。Amodei 9 月 12 日的宣言更警告，一個代理群體（agent swarm）可能在六到十二個月內「以殭屍網路接管整個網際網路」。但那些聲音，位於資助前沿的那台機器之外或邊緣。

Jensen 坐在機器裡面。他是橋水董事會成員、掌管公司宏觀投資的 managing CIO，而且透過橋水的早期部位，直接受益於 OpenAI 與 Anthropic 的成功。當他說「讓開發者負刑事責任」時，他是在要求監管者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報酬。這與安全研究員辭職抗議是不同等級的訊號——這也是這場訪談被拿來與「早期核子工程師最後反而推動禁試條約」相提並論的原因。

時機也極為關鍵。參議院跨黨派協商者——包括多數黨領袖 John Thune、商務委員會主席 Ted Cruz、Amy Klobuchar 與 Maria Cantwell——正在起草法案，要對前沿模型開發者課以「注意義務」（duty of care），並授權政府阻止被認定不安全的模型發布。該法案將在核武與生化武器風險領域優先適用於聯邦層級、排除各州規範，但在 11 月 3 日期中選舉前、眾議院僅開議一週的時間壓力下，過關窗口極窄。一位華爾街共同 CIO 公開作證風險，實質強化了該法案背後「這不只是矽谷道德劇」的選民基礎。

「2020 年 2 月」的框架

整場訪談最值得引用的結構性觀點，是那個类比。2020 年 2 月，關於疫情將至的資訊已經存在、已在專家之間流傳、甚至已有人悄悄据此交易——但集體行動等到傷害無可否認才啟動。Jensen 的主張是：AI 正處於相同位置。Hugging Face 事件、代理程式驅動的 PaperCut 攻擊（突破 395 個組織）、以及一波編碼代理沙箱逃逸漏洞，就相當於當年 1 月的武漢通報——每件事單獨看都只值一個新聞週期，放在一起卻勾勒出一條總經基金在專業上有義務定價的趨勢線。

這裡當然存在明顯的商業反諷，Jensen 自己也心知肚明：橋水一邊預測 AI 兩年內可能釀成致命事故，一邊仍在擴建自家 AI 投資基礎設施。但這正是他的框架——對能力看多、對危險堅持、並深信兩者必須一起治理。用他在橋水 8 月政策文章裡的話說：如果你相信 AI 將改變社會，「你必須同時處理 AI 的好與 AI 的危險，否則你會只得到危險，而得不到好處。」

無論 30-60% 這個數字能否禁得起檢驗，這場訪談已經用一種非常具體的方式移動了社會可接受論述的邊界：說出「現在就監管、把疏失入罪、對 token 課稅」的最可信聲音，不再是圈外人，而是前沿最早的金主之一——而且他連自己都要求被監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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