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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的體制也不是典範」:Pachter 回應費爾茲獎得主 AI 宣言的萬字異議

計算生物學家 Lior Pachter 承認 AI 實驗室確實與數學界嚴重失序——接著用一整篇文章論證:從 Schauder 之死到 mentorship 危機,數學界自身的制度史同樣沒資格作為 alignment 的目標。他提出的替代方案:對齊理解、歸屬、慷慨與學生。

「你的體制也不是典範」:Pachter 回應費爾茲獎得主 AI 宣言的萬字異議

當 25 位費爾茲獎得主在 9 月 11 日發表《AI 在數學中的嚴重失序》(A Severe Misalignment of AI in Mathematics)聯合宣言時,這封信被視為科學界迄今對 AI 實驗室最強烈的體制性反擊。核心句——「AI 公司的目標與數學社群的目標嚴重失序」——在幾小時內被各大媒體引用。沒有人預料到,最有意思的回應竟來自純數學圈之外。

9 月 12 日,Lior Pachter——長期經營《Bits of DNA》部落格的計算生物學家兼數學家,曾任教於 UC Berkeley,現任職於 Caltech——發表了一篇標題本身就帶著鋒芒的文章:〈Align AI and Mathematics—to Something Else〉(讓 AI 與數學——對齊到別的東西)。他的論點可以用一句話概括,但坐著讀完會很不舒服:獎章得主們對實驗室的指控是對的,而實驗室只是問題的另一半。

先讓步,再反擊

Pachter 的開場做了批評者很少做的事:先全盤承認對方論點的實質。「他們是對的」,他這樣寫道——關於 AI 公司的目標並未對齊「概念理解與洞見」這一首要目標。他同樣確認了宣言中最尖銳的具體指控:AI 的解答「在倉促中宣布,沒有時間做正式的論文撰寫、沒有 isolat​e 新方法與新想法、也沒有引用他人的先前工作」。任何追蹤過 9 月 8 日 Navier–Stokes 事件的人都知道這在說什麼——OpenAI 宣稱以一萬個 agent、88 小時「解決」了這道千禧年難題,卻在數學社群看到可審閱的證明之前就點燃了一場優先權爭議。

然後他把同一件武器轉了個方向,附上一個乾燥的括號:宣言的連署人自己也「因為『沒有時間進行更諮詢性的程序』而快速發布了這封信」。譴責倉促文化的運動,用倉促的時程出貨了自己的宣言。如果這個諷刺是刻意的,它很殘酷;如果是無意的,那更糟。

一份點名簿

文章的核心是一份歷史清點:在宣言所回應的那個確切領域——Navier–Stokes 存在性與平滑性,OpenAI 宣稱已解決的千禧年難題——數學社群實際上如何對待其中的學生與想法。Pachter 的方法很直接:拿宣言自己的標準——健康的專業社群會把學生與想法視為「最珍貴的資源」,以「極大的關懷呵護」——然後拿歷史紀錄來對帳。

Juliusz Schauder,Leray–Schauder degree 的那一個 Schauder,1923 年拿到博士學位,卻因為數學家群體裡的反猶太主義而得不到大學職位。他一邊在高中教書、一邊做出嚴肅的數學。納粹掌權後,他向世界各地的數學家求助,「眾多數學家拒絕了」。Princeton 拒絕給他邀約。他最終被德國人謀殺;妻子 Emilia 帶著女兒躲藏,有一段時間住在下水道裡,最終也死於集中營。Pachter 在每個案例後重複同一句話:「這是『以關懷呵護』嗎?」

Olga Ladyzhenskaya 在 1958 年用如今所稱的 Ladyzhenskaya 不等式證明了二維 Navier–Stokes 方程的全局存在性與唯一性——對今日爭議核心的那個問題而言是奠基性的工作。同一年,36 歲的她進入費爾茲獎決選名單,然後落選。Pachter 引用 1958 年評委會自身的紀錄,顯示其決定「並非純粹基於功績」:Friedrich Hirzebruch 被排除,因為他「過得很好、不需要進一步鼓勵」;而被評為僅次於他最有天賦的 Grothendieck,委員會認為「可以之後再得」。再過了五十六年,才有第一位女性 Maryam Mirzakhani 獲得費爾茲獎。Pachter 點出:失序宣言的 25 位連署人中,恰好只有一位是女性。

Karen Uhlenbeck 在 1968 年拿到博士後,被人明白告知「人們不雇用女性」、女性應該「回家生小孩」。MIT、Stanford、Princeton 有興趣的是她丈夫而不是她;援引的「nepotism rules」她日後查證根本找不到存在過的證據。Cathleen Morawetz——第一位領導 Courant Institute 的女性、AMS 會長——在她於美國數學學會治理機構前提出數學界女性太少這個問題時,Saunders Mac Lane 的回答是:「嗯,數學是一門很難的學科。」

名單還很長:Julia Robinson 在 Berkeley 被同一條幽靈般的 nepotism rule 擋在數學教職之外 35 年,還被要求向人事室逐日文件記錄自己「每一天」在做什麼;Yitang Zhang 被自己的指導教授告知「沒有中國學生是好的」;一場 Berkeley 的系務會議上,資深教授被問到如何幫助一個唸了九、十年的博士生時,回答「我什麼都沒做。他笨」。Pachter 的結論毫不修飾:這「不是秘密,也不是公開的秘密。這只是常識」。

簽名方式為何讓他在意

Pachter 還提出了一個安靜但結構性的質疑:為什麼連署人簽名時在括號裡標註「Fields medalist」,而不是標註機構或 email?獎項,他論證,「編碼了關於哪些數學、因此哪些數學家重要的判斷」——他引用 Erdős 談 Szemerédi 落選:「做決定的人對組合數學沒那麼有興趣。」這個榮譽認證了超凡的數學能力;它不認證對專業社群的管理能力。「數學能力,」他寫道,「不等於數學責任。」如果你想知道這個社群有沒有呵護它的成員,你需要的證人不是這個體系最順利捧上去的那些人——而是「因為缺乏指導與呵護而職涯被毀的數學家」。

真正的論點

剝去點名簿之後,這篇文章的正面主張很緊湊。是的,AI 在數學中存在嚴重失序——Pachter 從未爭論這個診斷。但「讓 AI 對齊到現存的數學社群」不應該是目標。「數學的歷史沒有給我們什麼理由,把這個專業現存的誘因、層級與體制當作典範。」正確的問題不是「AI 應該對齊到哪個既有東西」,而是「實驗室與專業社群雙方都應該對齊到什麼」。他的答案:「理解、歸屬(attribution)、智識上的慷慨,以及對學生與想法的呵護——而不僅僅是結果的生產或表彰。」

把這份清單拿去對照九月這場風暴的兩造,它同時砍向兩邊。「以速度生產結果、歸屬稀薄」是獎章得主們對 OpenAI 的指控的公平描述;但「結果的表彰」——獎項、優先權、費爾茲獎機制本身——正是 Pachter 對宣言所隱含捍衛之物的描述。他拒絕在兩個地位體系之間選邊,並提出一個外於兩者的標準。

為什麼這件事重要到數學之外

時機給了這篇文章重量。Navier–Stokes 優先權爭議已經生出了 Wikipedia 條目、迫使 OpenAI 撤回對 Caltech「Mathathon」的贊助,並引發全學科範圍對驗證義務的論戰。同一週,更廣的 AI 安全辯論被 CEO 們的减速呼籲、眾議院議長拒絕緊急立法、研究員因魯莽 scaling 而辭職的新聞填滿。Pachter 的貢獻在於注意到:那個話語場域裡的「alignment」幾乎永遠意味著「把新東西對齊到我的機構」——而這是一個需要審計的主張,不是一個值得順從的主張。

它也是一個罕見的物種:一篇不親實驗室的、對 AI 批評的批評。Pachter 沒有給實驗室任何東西。他對它們的指控原封不動——倉促的發布、缺失的論文、未署名的先前工作、把驗證成本倒給陌生人。他所否認的,是請願者的那棟房子應該自然繼承實驗室改革後的受益權。這個區分——批評冒犯者與認證指控者之間的區分——是這篇文章可外銷的洞見,而且它此刻適用於每一個 AI 正在衝撞的既有專業。

數學社群如今在四天內先後擁有了自己的宣言與第一份實質異議。兩者都同意實驗室是問題。只有一方問了:要求 alignment 的這個專業,自己掙得 alignment 了嗎?這個問題現在已經上了桌,而且它不會在括號裡被回答。